栾城应诏集卷四

◆进论五首【礼论】
昔者商周之际，何其为礼之易也。其在宗庙、朝廷之中，笾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荐，交于堂上，而天子、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让，献酬百拜，乐作于下，而礼行于上，雍容和穆，终日而不乱。夫古之人，何其知礼而行之不劳也？当此之时，天下之人惟其习惯而无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于其间，耳目聪明而手足无所忤，其身安于礼之曲折，而其心不乱，以能深思礼乐之意，故其廉耻退让之心，盎然见于其面，而坌然发于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观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气。至于后世，风俗变易，更数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异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记录三代礼乐之名，详其节目，而习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衣，而御古之器皿，伛偻拳曲，劳苦于宗庙、朝廷之中，区区而莫得其纪，交错纷乱而不中节。此无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习也，而强使焉。甚矣夫！后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盖常有巢居穴处，污樽坏饮、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为是足以养生送死，而无以加之者矣。及其后世，圣人以为不足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宫室，新之以笾豆鼎俎之器，以济天下之所不足，而尽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荐其血毛，豚解而腥之，体解而爓之，以为是不忘本，而非以为后世之礼不足用也。是以退而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笾豆、铏羹，以极今世之美，未闻其牵于上古之说，选懦而不决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韨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为，而天下之人亦且见而笑之，是何所复望于其有以感发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庙之际，圣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灵，庶几得而享之，以安恤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饮食之际，而设其器用，荐其酒食，皆従其生，以冀其来而安之。而后世宗庙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则是先祖终莫得而安也。盖三代之时，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礼，坐于床而食于床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变。虽使三代之圣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将以为便安。故夫三代之视上古，犹今之视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复用矣，而其制礼之意，尚可依仿以为法也。宗庙之祭，荐之以血毛，重之以体荐，有以存古之遗风矣。而其余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従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释奠、释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则皆従其器。盖周人之祭蜡与田祖也，吹苇龠，击土鼓，此亦各従其所安焉耳。嗟夫！天下之礼，宏阔而难言，自非圣人，而何以处此？惟其推之而不明，讲之而不祥，则遂以为不可。盖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几天下之安而従之，是固不可易也。
【易论】《易》者，卜筮之书也。挟策布卦，以分阴阳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圣人之道。圣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辞，而不在其数，数非圣人之所尽心也。然《易》始于卦，而至于六十四，此其为书未离乎用数也。而世之人皆耻言《易》之数，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纷纭迂阔而不可解。此高论之士所以耻而不言欤？夫《易》本于卜筮，而圣人阔言于其间，以尽天下之人情，使其为数纷乱而不可考，则圣人岂肯以其有用之言而托之无用之数哉？今夫《易》之所谓九六者，老阴、老阳之数也。九为老阳，而七为少阳；六为老阴，而八为少阴。此四数干，天下莫知其所为如此者也。或者以为阳之数极于九，而其次极于七，故七为少而九为老。至于老阴，苟以为以极者而言也，则老阴当十，而少阴当八，今少阴八，而老阴反当其下之六，则又为之说曰：阴不可以有加于阳，故抑而处之于下。使阴果不可以有加于阳也，而曷有曰老阴八，而少阴六？且夫阴阳之数，此天地之所为也，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阴阳之有老少，此未尝见于他书也，而见于《易》。《易》之所以或为老或为少者，为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说者宜于其揲蓍焉而求之。揲蓍之法曰：卦一归奇，三揲之余，而以四数之。得九而以为老阳，得八而以为少阴，得七而以为少阳，得六而以为老阴。然而阴阳之所以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为识焉耳。老者，阴阳之纯也；少者，阴阳之杂而不纯者也。阳数皆奇，而阴数皆偶，故干以一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为主，故干之子皆二阴，而坤之女皆二阳。老阴、老阳者，干坤是也；少阴、少阳者，干坤之子是也。揲蓍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阴阳之老少，于卦见之于爻，而于爻见之于揲。使其果有取于七八九六，则夫此三揲者，区区焉分其少多而各为之处，果何以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无以异于《干》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无以异于《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无以异于《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无以异于《巽》《离》《兑》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为识，而非其义之所在，不可强以为说也。
【书论】
愚读《史记·商君列传》，观其改法定令，变更秦国之风俗，诛秦民之议令者以数千人，黥太子之师，劓太子之傅，而后法令大行，未尝不壮其勇而有决也。曰：嗟夫！世俗之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终。使天下之人，各陈其所知，而守其所学，以议天下之事，则事将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观三代之书，至其将有以矫拂世俗之际，则其所以告谕天下者，常丁宁激切，亹亹而不倦，必使天下尽知其君之心，而又従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为如此，而后従事。其言回曲宛转，譬如平人自相议论而诘其是非者。愚始读而疑之，以为近于濡滞迂远而无决，然其使天下乐従而无黾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发而无纷纭异同之论，此则王者之意也。故常以为，当尧舜之时，其君臣相得之心，欢乐而无间，相与吁俞嗟叹，唯诺于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亲，虽其有所相是非论辩，以求曲直之当，亦无足怪者。及至汤、武征伐之际，周旋反复，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晓天下，此又其势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势阔远而不同，天子有所欲为，而其匹夫匹妇私有异论于天下，以龃龉其上之画策，令之而莫肯听。当此之时，刑驱而势胁之，天下夫谁敢不听従？而其上之人，优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后従。此非王者之心，谁能处而待之而不倦欤？盖盘庚之迁，天下皆咨嗟而不悦。盘庚为之称其先王盛德明圣而犹五迁，以至于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断弃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従也，则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将降汝罪疾，乃祖先父亦将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孙。’”盖其所以开其不悟之心，而谕之以其所以当然者如此其详也。若夫商君则不然，以为要使汝获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为，故无所求于众人之论，而亦无以告谕于天下，然其事亦终于有成。是以后世之论，以为三代之治柔懦而不决。然此乃王霸之所以为异者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议及于百姓，以观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听，则又反复而谕之，以穷极其说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亲而爱之。呜呼，此王霸之所为不同也哉！【诗论】
自仲尼之亡，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夫圣人之为经，惟其于《礼》、《春秋》，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至于《书》出于一时言语之间，而《易》之文为卜筮而作，故时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说，此其于法度已不如《礼》、《春秋》之严矣。而况乎《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其言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不通矣。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是以其意可观，而其言可通也。今《诗》之传曰“殷其靁，在南山之阳”；“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扬之水，白石凿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维水泱泱”，若此者皆“兴”也。而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维鹊有巢，惟鸠居之”；“喓々草虫，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兴”也。其意以为“兴”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见其事。故凡诗之为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则必强为是物之说，以求合其事。盖其为学亦以劳矣。且彼不知夫《诗》之体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为“兴”。夫“兴”之为言，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此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靁》，曰：“殷其靁，在南山之阳。”此非有所取乎靁也，盖必其当时之所见，而有动乎其意。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说，此其所以为“兴”也。若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诚有取于其挚而有别，是以谓之“比”而非“兴”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以与“比”同，而无强为之说，以求合其作时之事，则夫《诗》之义，庶几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
【春秋论】事有以拂乎吾心，则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顺适乎吾意，则吾言优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乐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岂可以为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辩之。而至于圣人，其言丁宁反复、布于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恶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为圣人之文章，非复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过。求之太过，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且夫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将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则天下且以为病狂，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昔者仲尼删《诗》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厉失道之际，而下讫于陈灵，自诗人以来至于仲尼之世，盖已数百余年矣。愚常怪《大雅》、《小雅》之诗，当幽、厉之时，而称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终篇，又不见幽、厉之暴虐，此谁知其为幽、厉之诗而非文、武、成、康之诗者？盖察于辞气，有幽忧不乐之意，是以系之幽、厉而无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夫是非之际，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则其言和而无伤；怒而言之，则其言厉而不温；怒而言之，则其言深而不诚。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于季友之归，曰：“季子来归。”此所谓喜之之言也；于鲁郑之易田，曰：“郑伯以璧假许田。”于晋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阳。”此所谓怨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杀，曰：“公子牙卒。”于庆父之奔，曰：“公子庆父如齐。”此所谓急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厉，怨之而深，此三者无以加矣。至于《公羊》、《谷梁》之传则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书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为卫伐凡伯。《春秋》书曰：“齐仲孙来。”而以为吾仲孙怒而至于变人之国。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