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篇　卷五

采撰第十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观夫丘明受旧作“授”，误。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问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册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嫦娥窃药以奔月。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汙南、董之片简，霑班、华一作“晔”，非。之寸札。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皇甫谧。《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其萌一多“始”字。于此矣。
至范哗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惭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应劭撰。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葛洪撰。朱紫不别，秽莫大焉。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尤苦，谓污蔑之。承其诡妄，重以加诸；一作“重加诬语”。遂云一多“司”字。马睿出于牛金，原注：王劭曰：沈约《晋书》造奇说云，琅琊国姓牛者，与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远叙宣帝以毒酒杀牛金，符证其状。收承此言，乃云：司马睿，晋将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睿为金子，计其年，全不相干。案前史尚如此误，况后史编录者耶？刘骏上淫路氏，原注：沈约《宋书》曰：孝武于路太后处寝息，时人多有异议。《魏书》因云骏烝其母路氏，丑声播于瓯、越也。可谓助桀为虐，幸人之灾。寻其生绝胤嗣，死遭剖斫，一讹作“割断”。盖亦阴过之一无“之”字。所致也。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裴荣撰。《世说》、《幽明录》、刘义庆撰。《搜神记》干宝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旧作“唐”。朝新或作“所”。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宝、邓粲之所粪除，王隐、虞预之所糠粃，持一作“以”。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一无“于”字，下同。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郡国记也。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谱谍书也。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
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王本《注》：疑脱“不”字。然。故蜀相薨于渭滨，《晋书》称呕血而死；魏君崩于马圈，《齐史》云中矢而亡：沈炯骂一作“荐”。书，河北以为王伟；魏收草檄，关西谓之邢邵。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
况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及其记事也，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公明与方朔同时；承前后言。尧有八眉，夔唯一足；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承有无言。此之乖滥，往往有旃。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安国孙盛。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夫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呜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载文第十六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
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爱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一多“故作者”三字。譬如一作“以”。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二字谬许。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一无“而”字，下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一脱“诸”字，列传，不其谬乎！
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何者？昔一无“昔”字。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且始自纳陛，迄于登坛；彤弓卢矢，新君膺九命之锡；白马侯服，旧主蒙一作“加”。三恪之礼。徒有其文，竟无其事。此一脱“此”字。所谓虚设也。
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何者？国之得丧，句，以兵形胜负言。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词矫说所能掩蔽也。逮于近古则不然。一有“至如”二字。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俦”；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锋，或斫一作“断”。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诰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并当时诰檄中语。此所谓厚颜也。
古者国有一脱此二字。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至于近古则不然。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此所谓假手也。
盖一无“盖”字。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惧。至于近古则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比诸旧脱“诸”字斗筲下一作“不”。才，罪不容责。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此所谓自戾也。
夫国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元定准。故观猗与之颂，而验有殷方兴；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至于近代一作“古”。则不然。
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一作“国”，非。福不盈口，或讹作“时”。而称感致百灵。
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令观者，畴为难的？
此所谓一概也。
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夫镂冰为壁，不可得而一无此二字，下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一作“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一作“复”不之一作“知”。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起居注。成于国史；连章疏一作“毕”。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
若乃历一作“类”。选众作，求其秽累，王沈、鱼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陈寿、干宝，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罔一作“本”。尽机要。唯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一作“谙”。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
盖山有木，工则度之。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恐当有“皆可”二字。读耳。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上中下分篇，故曰“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旧作“家”，误。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此所取未允，其人好讦沽直。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
苟书之竹帛，持以一作“之”。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凡今之一无“之”字。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一作“真”。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昔，可不务乎？
补注第十七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进一作“惟”。此二名，其归一揆。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儒宗者，即训诂为主之意，是注家正体也。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一作“赵岐”。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旧二字倒。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纫书。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阅。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注列行中，如子从母。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炫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松之字。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一作“搜”。览。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而刘昭采其所捐，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已”通。察及泉鱼，辨穷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自兹已降，其失逾甚。若萧、羊旧误“杨”。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依文设训者。或自我作故，另出意见者。
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
欲加商榷，其流实繁。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
因习第十八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庄四。又郑子产曰：文、襄之泊，君薨，大夫吊。昭三。即其证也。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马迁《史记》西伯已下，与诸列国王侯，谓诸世家。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何贬薨而书卒也？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撰周书者，不呼其上一作“王”。曰周王。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肇自班《书》，首为此失；迄于仲豫，荀悦字。仍踵厥非。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语同一理。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斯必不然。《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
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夫班之习马，其非既如彼；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何法盛《中兴书。刘隗一作“魏”，误。录》，称其议狱事具《刑法志》，依捡志内，了无其说。既而臧氏荣绪。《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刘隗字。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一讹作“乃”。虚述。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寻班、马之为一无”为”字。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尤相以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卷中，卷中，谓传中也。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一脱“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
魏收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原注：刘昶等传皆云：丹徒县人也。《沈文秀》等传则云：吴兴武康人。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凤之殊；二句顶父子。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二句顶君臣。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僭盗。故阮氏孝绪。《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苻、旧作“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一作“同”。阮《录》。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察为附庸之王：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若乃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司马昭。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一讹作“李”。靖之末，王谦、尉迥玉折于字文之季，而李百药，刊齐史，颜师古，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在，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嗟乎！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诮也。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措辞精密，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一多“者”字。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
邑里第十九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逮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旧作“惟”。有列传，先述本居。一作“太古”。至于国有弛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一少“云”字。“朔字曼情，平原厌次人。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邵，故又为郡人焉。”
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则知身或讹“生”，或作“在”。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
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州编冀、豫。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此二字一作“其于”，属下句。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二句有讹脱，文亦可省。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二句入唐。
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而作者为人立传，指现在事。每云某所人也。其他皆取旧号，施之于今。原注：近代史为王氏传，云“琅琊临沂人”；为李氏传，曰“陇西成纪人”之类是也。非惟王、李二族久离本居，亦自当时无此郡县，皆是晋、魏已前旧名号。欲求实录，不亦难乎！旦人无定质，旧讹作“所”。因地而化。故一无“故”字”。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晋者，齿便从黄。涉魏而东，已经七叶；历江而北，一作“左”。非唯一世。四句谓南北互徙，本唐而言，不蒙南渡。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是则孔父里于昌平，旧讹“平昌”。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一作“曰”。鲁、邓之士。求诸自古，其义无闻。原注：时修国史，子被配纂《李义琰传》。琰家于魏州昌乐，已经三代，因云：“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监修者大笑，以为深乖史体，遂依李氏旧望，改为陇西成纪人。既言不见从，故有此说。
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口即“竞”字，或误“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邵，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巨鹿。原注：今有姓邴者、姓弘者，以犯国讳，皆改为李氏，如书其邑里，必曰陇西、赵郡。夫以假姓犹且如斯，则真姓者断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称平原公，或号东平子，为明氏出于平原，卑氏出于东平故也。夫边夷杂种，尚窃美名，则诸夏士流，固无惭德也。在诸史传，多与同风。原注：如《隋史。牛弘传》云：“安定鹑觚人也，本姓尞氏。”至它篇所引，皆谓之陇西牛弘。《唐史。谢偃传》云：本姓库汗氏，续谓陈郡谢偃，并其类也。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一多“姓”字，非。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至于名位既隆，则不从此列，昔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是也。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
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浸以成俗，迷而不返。盖语曰：“难与虑始，可与乐成。”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此庄生所谓“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详其得一脱“得”字。失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