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

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字太傅。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名。

贾谊的诗词列表

  • 两汉:贾谊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
    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
    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
    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
    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
    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
    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
    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
    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节自《汉书·食货志》
  • 两汉:贾谊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
    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
    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
    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叙宾服,四荒乡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
    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
    《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
    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
    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
    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
    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
    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
    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
    ”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
    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狶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
    天下肴乱,高皇帝与诸公倂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
    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
    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
    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诿者,曰疏。
    臣请试言其亲者。
    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
    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
    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
    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
    陛下虽贤,谁与领此?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
    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
    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徵矣,其势尽又复然。
    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
    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
    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
    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狶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
    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
    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
    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
    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
    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
    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
    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
    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不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
    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
    当时大治,后世诵圣。
    壹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天下之势方病大瘇。
    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
    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
    病非徒瘇也,又苦蹠戾。
    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
    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
    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
    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县。
    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
    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
    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金絮采缯以奉之。
    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
    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痱。
    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
    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
    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
    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
    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
    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
    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
    白縠之表,薄纨之里, 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
    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
    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
    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
    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
    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
    抱哺其于,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
    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
    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
    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
    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
    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
    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
    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
    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
    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
    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
    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
    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
    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
    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
    《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
    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
    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是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
    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舩必覆矣。
    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
    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
    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
    秦为天子,二世而亡。
    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
    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
    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
    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
    保,保其身体;傅,传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
    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
    故乃孩子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
    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
    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
    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
    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
    ”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
    学者,所学之官也。
    《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 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
    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
    ”及太于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
    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
    习与智长,故切而不媿;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
    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步中《采齐》,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
    及秦而不然。
    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
    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
    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
    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鄙谚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
    ”又曰:“前车覆,后车诫。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
    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
    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
    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
    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
    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
    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
    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
    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此时务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
    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孔于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
    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
    刑罚积而民怨背,札义积而民和亲。
    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
    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
    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
    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
    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
    夫天下,大器也。
    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
    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
    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
    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
    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
    ”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
    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
    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
    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
    ”此善谕也。
    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
    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太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车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
    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
    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 刖笞 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
    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
    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
    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灭之,移事智伯。
    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吞炭,必报襄子,五起而不中。
    人问豫子,豫子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
    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
    顽顿亡耻, 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
    主上有败,则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
    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粹于群下也。
    俱亡耻,俱苟妄,则主上最病。
    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
    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
    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 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
    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 而加也。
    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跌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
    ”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
    上设廉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
    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
    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
    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
    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
    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
    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 两汉:贾谊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
    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
    观江河之纡曲兮,离四海之霑濡。
    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
    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
    苍龙蚴虯于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騑。
    建日月以为盖兮,载玉女于後车。
    驰骛于杳冥之中兮,休息虖昆仑之墟。
    乐穷极而不厌兮,愿从容虖神明。
    涉丹水而驰骋兮,右大夏之遗风。
    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
    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
    临中国之众人兮,讬回飙乎尚羊。
    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乔皆在旁。
    二子拥瑟而调均兮,余因称乎清商。
    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
    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
    黄鹄後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
    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
    夫黄鹄神龙犹如此兮,况贤者之逢乱世哉。
    寿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
    俗流从而不止兮,众枉聚而矫直。
    或偷合而苟进兮,或隐居而深藏。
    苦称量之不审兮,同权概而就衡。
    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谔謣。
    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
    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
    放山渊之龟玉兮,相与贵夫砾石。
    梅伯数谏而至醢兮,来革顺志而用国。
    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之所贼。
    比干忠谏而剖心兮,箕子被发而佯狂。
    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长。
    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
    已矣哉!
    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野。
    循四极而回周兮,见盛德而後下。
    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
    使麒麟可得羁而係兮,又何以异虖犬羊?
  • 两汉:贾谊
    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
    屈原,楚贤臣也。
    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
    ”遂自投汨罗而死。
    谊追伤之,因自喻,其辞曰: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
    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
    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
    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
    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
    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
    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
    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蟥?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
    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曾击而去之。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 两汉:贾谊
    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鵩飞入谊舍。
    鵩似鸮,不祥鸟也。
    谊即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也。
    其辞曰: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
    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
    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
    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
    ”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
    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
    ”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
    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
    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蟺。
    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
    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
    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
    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
    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
    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
    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
    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
    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
    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
    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
    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
    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止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
    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
    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贾谊的生平

少年有为 破格提拔

贾谊从小就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无所不读。少年时,就跟着荀况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后来还作过《左传》的注释,但失传了。他对道家的学说也有研究,青少年时期,就写过《道德论》、《道术》等论著。他又酷爱文学,尤其喜爱战国末期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汉高后五年(前183年),贾谊才18岁,就因为能诵《诗经》、《尚书》和撰著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

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后为汉朝廷尉),是原来秦朝名相李斯的同乡,又是李斯的学生。吴公了解到贾谊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优秀人才,对他非常器重,把他召到自己的门下,十分宠爱。吴公是李斯的学生,也是很有学问的,贾谊在他门下学习,受到很大的教益。这时,贾谊为了勉励大家学习,传授《春秋左氏传》。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十分安定,被评定为天下第一。

汉高后八年(前180年),高后吕雉死,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杀诸吕,迎立高帝刘邦庶子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第二年,即汉文帝刘恒元年(前179年),吴公被征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吴公没有忘记他的得意门生,就向汉文帝推荐说:“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是个年轻有为的人才。”汉文帝就把贾谊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博士。从此,贾谊步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当时贾谊才二十一岁,在当时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轻的。

博士是一种备皇帝咨询的官员。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让博士们议论时,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什么来,但是贾谊与众不同,因为他学识渊博,又敢想敢说,因此对文帝提出咨询的问题对答如流,滔滔不绝,说得有理有据。其他的博士们都认为贾谊说出了自己想说而说不出来的看法,非常佩服他的才能。这使汉文帝非常高兴,在一年之中就把他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这是比博士更为高级的议论政事的官员)。

贾谊认为汉朝已经建立二十多年了,政局大体稳定,为了巩固汉朝的统治,他向汉文帝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进行改革。他的改革建议,是针对汉承秦制而发的。他认为汉朝承袭了秦朝的败俗,废弃礼义,应该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他建议制订新的典章制度,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改变官名等等。改正朔,就是改变秦以“水”为德,以十月为一年之始这样的历法;易服色,就是改变秦的服色尚黑的制度,主张汉的服色应该尚黄。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但是对贾谊的其他建议,文帝是采纳的。如文帝二年,贾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积贮疏》,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背本趋末”(也就是弃农经商)以及“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对统治者不利,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即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这对恢复经济、建立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起了积极作用,在当时符合社会的发展。但是重农抑商作为封建统治者长期的既定政策,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越往后它的消极作用就越明显。

在当时,贾谊还帮助汉文帝修改和订立了许多政策和法令,以及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汉文帝都采纳了。但这些法令和措施的实行,还是有阻力的。例如,遣列侯到自己的封地去,实行起来就很困难,很多功臣不愿离开京师。当时丞相陈平已死,功劳最大、权最重的是绛侯周勃,汉文帝让周勃带个头,就免了他的丞相职务,到自己的封地去。这样一来,列侯们才陆续离开京师。由于这个建议是贾谊提出的,这就难免得罪了这些功臣元老。

权贵毁谤 被贬长沙

贾谊初到中央政权,短短的时间里就施展了自己的才能,被破格提拔,真可谓是一帆风顺,少年得志。汉文帝看到贾谊是一个很有见识、年轻有为的人,对他十分赏识。于是,就提出让贾谊担任更高的公卿职位,委以重任,并把这个意思交给大臣们讨论。哪曾想到,这样一来;却遇到了重重的阻力。

阻力首先来自功臣显贵们,如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周勃原是以织苇薄为生的小手工业者(还兼作吹鼓手),灌婴原是贩布的小商人,他们跟随刘邦东征西讨,战功显赫,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后来又除诸吕立文帝安刘氏再立新功。他们封侯拜相,位高权重;但他们又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尤其是周勃,更以“钝椎少文”出名。到了文帝朝,他们已经年老,自恃功高,思想守旧,胸襟狭隘。当贾谊这样学识渊博又有革新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汉王朝崭露头角时,这些老臣显贵们一方面因他年纪轻资历浅而看不起他;另一方面又因他才华出众而心怀妒忌。让贾谊当个博士、太中大夫之类只议论而无实权的官职,他们还能容忍,而一旦要让他升到公卿之位委以重任,和这些显贵们平起平坐,他们就难以忍受了。他们就众口一词地攻击贾谊:“这个洛阳人,小小年纪,学识浅薄,一心想专擅权力,要把国家的许多大事搞乱了!”当时文帝即位不久,而周勃、灌婴这些人是先帝的旧臣,权重势大,文帝虽爱贾谊的才能,但也不能违背权贵的意愿而进一步提拔他。

当时在贾谊面前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文帝的宠臣佞悻邓通,邓通本是一个没有任何本事的人,完全是由于一个极荒唐的原因而得宠于文帝。原来文帝这人挺迷信,有一次他做梦要上天,上不去,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了他一把,就飘飘然地上天了。文帝一觉醒来,非常高兴,就到渐台这个地方,暗中寻找这个推他上天的“黄头郎”。碰巧见到一个正在使船的头戴黄帽的年轻人,穿着容貌很象梦中推他上天的人,文帝就把他叫来,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邓通。文帝很高兴,就叫他随侍左右,经常同他一起玩耍,封他为上大夫,还赐给他巨额的金钱。当时贾谊恰好和邓通一起随侍文帝,地位也相当。但贾谊讨厌这个没有才能而受文帝宠爱的佞臣,常常在文帝面前讥讽他。邓通也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使得文帝逐渐疏远贾谊。

就这样,外有大臣攻击,内有邓通进谗,内外夹攻,使贾谊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连在西汉朝廷中立足之地也没有了。其结果,是贾谊被贬出京师,到长沙国去当长沙王的太傅。长沙国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当时交通不发达,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必说。更使贾谊难受的,是心中的悲愤。他有满肚子的学问,心中有远大的抱负,本想辅佐文帝干一番大事业。如今受谗被贬,受到这样的挫折,使他深感孤独和失望。他想到,绛、灌这些大臣们攻击他,还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毕竟是功臣宿将,为汉王朝出过大力;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邓通这样的人,他有何德何能?只不过是一个善于阿谀媚上的小人,而自己恰恰是因为文帝听信了这样的佞悻的谗言而遭贬,贾谊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怨气。他想到了爱国诗人屈原,也是遭到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贬出楚国都城,最后投汨罗江而死。他想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似,就更加怀念屈原。当他南行途经湘江时,望着滔滔的江水,思绪联翩,就写了一首《吊屈原赋》,以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之心,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

他写道:……多么不幸啊,遭逢时世不祥。鸾鸟凤凰躲藏奔窜啊,恶鸟高空翱翔。小人显贵啊,谗谀之徒得志猖狂。贤良正直之士处逆境啊,是非颠倒反常。过去有人诬伯夷贪赃啊,反说盗跖廉洁善良;还把利剑当作钝剑啊,却夸铅刀有锋芒!多么不得意啊,先生无故受中伤。国人不理解自己啊,向谁诉说衷肠?凤凰飘然而飞去啊。远离浊世而深藏。

长沙国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异姓(非刘氏)王国,从来是安分守法的王国。贾谊到长沙时,正是长沙靖王吴著(吴芮的后代)在位。贾谊当长沙王太傅,事情不多,就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学问。长沙虽远离长安,但贾谊以天下事为己任,对朝廷的政治和经济大事,给了极大的关注,遇有机会,就上疏文帝,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就在贾谊被贬到长沙的同一年(文帝三年,前177年),周勃到了自己的封地绛县(今山西省绛县)。绛县地属河东郡。绛侯周勃怕人害他,在郡守、郡尉巡视到绛县时,常常披甲带着亲兵持兵器出迎。第二年,有人就因此而诬告周勃想谋反。文帝一时糊涂,就把这个案子批给廷尉来办。廷尉把周勃逮捕到长安,关在监狱里,受尽了狱吏的凌辱。后来,因为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为周勃辩护,才得到赦免。贾谊在长沙得知此事,为周勃愤愤不平,就给文帝上疏,说了一番君主应该以廉耻礼义对待大臣的道理,实际上是对文帝提出了批评。文帝也很后悔,感到贾谊说得对,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凡是大臣有罪,都让他自杀,而不逮捕入狱受刑罚。

当时,文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自铸钱,因此,“邓氏钱”遍布天下;又有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吴钱也遍布天下。这样,币制就混乱了。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了《谏铸钱疏》,尖锐地指出,私人铸钱遍布天下,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但邓通是文帝的宠臣,铜山又是文帝赐给他并允许他铸钱的,文帝怎会禁止呢?而吴王刘濞远在东方,天高皇帝远,又禁止不了。因此,贾谊的这个建议在当时是不可能被采纳的,只不过增加了邓通对他的忌恨而已。

贾谊在长沙第三年的一个黄昏,有一只鵩鸟飞进了他的住房里。鵩鸟就是猫头鹰,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鸟。贾谊谪居长沙,本来心情就忧郁,加上长沙卑隰,自以为寿命不长,如今猫头鹰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就写了一篇《鵩鸟赋》,对世界万物的变化和人间世事的沦桑作了一番感叹,同时也借此来宽慰自己。此时此地,贾谊思想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居安思危 切中时弊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想念贾谊,又把他从长沙召回长安。贾谊到长安后,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当时祭祀刚完,祭神的肉还摆在供桌上。文帝对鬼神的事感到有不少疑问,就问贾谊。贾谊是怎么回答的,史书上缺乏记载。只知贾谊关于鬼神的见解,使文帝感到很新鲜,听得很入神,甚至挪动座位(当时是席地而坐),凑到贾谊跟前,一直谈到半夜方止。事后,文帝感叹不已地说:“我好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学问赶上了他,现在听了他的谈话,还是不及他啊!”对于这件事,唐朝诗人李商隐很不以为然,写了一首绝句来抨击汉文帝:“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上人事已有很大变化,原来曾压制过贾谊的灌婴已死,周勃在遭冤狱被赦免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中政事。但是,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把他分派到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其原因,还是由于邓通这样小人仍在文帝身边,贾谊又多次得罪过这个文帝的宠臣,这就成了贾谊施展其政治抱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梁怀王刘揖,又名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虽然这还谈不上升迁。

不过,对贾谊来说,他所关心的似乎不是自己职务上的升降,而是国家的政治形势。在当时,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基本是稳定的,但也面临两个矛盾,并逐渐尖锐化起来。一个是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尖锐化,在当时已见端睨。如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接连叛乱,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而匈奴也经常侵扰西汉北部边境。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钟。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文帝前之七年(前173年)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

《治安策》一开头,贾谊就大声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其他违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难以一一列举。他斥责那些认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认为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大体的人。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平安无事。当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呢?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起初,汉高祖刘邦分封异姓王,结果是“十年之间,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宁。异姓王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的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血气方刚,而汉王朝派去的傅、相年老多病,有的被罢免了,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要想使国家政治安定,恐怕连尧、舜也是办不到的。

贾谊指出,有人把异姓王叛乱归结为同汉王朝(即刘氏)关系疏远,这是不对的。他举出济北王刘兴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弟弟)相继叛乱的事实,说明同姓王虽“亲”,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同姓王虽名为臣,其实都有布衣昆弟之心,也有称帝为皇的野心。他们在自己的国里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宫室和仪仗,使汉朝的法令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面行不通。

贾谊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他回顾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事实,认为大都是强者先反。韩王信依靠匈奴,接着也反了;……燕王卢绾力量比较弱,最后才反。异姓王中也有不反的,这就是长沙王吴芮。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最小,同皇帝的关系比较疏远,反而最忠于朝廷。这并不是因为吴芮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所造成的。这样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是贾谊的独到的见解。他甚至假设,如果让樊(哙)、郦(商)、绛(周勃)、灌(婴)据数十城而为王,他们也会反叛,因而被灭亡;相反,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作为列侯而居,他们也不见得会反叛,至今也还可能完好而存。正因为给予诸侯王以相当大的地盘和实力,那末,他们不管是异姓还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为此,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应该有的指导思想。他说:诸侯王势力强大,好比是大骨头,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么,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断,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形象地指出:形势就象害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那么,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贾谊建议: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国内的形势,好像是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顺从,诸侯就不敢有异心了,国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

《治安策》除了论述了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还对其它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北方匈奴的问题。

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给奴隶穿上古时天子后妃祭祀时才穿的绣衣、丝鞋,关在木栅栏里。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一百人作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造反.是办不到的。国家已无能为力,“盗贼”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但是献计的人却说政治上以“毋动”为上策;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了,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啊!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由于军事上失利,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将公主(实际上多由宗室女顶替)嫁给匈奴单于为妻,每年还要交送大量的金银和丝织品。文帝时也曾派军抗击匈奴的侵扰,因诸侯王叛乱而撤军,又恢复和亲政策。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统治者经常侵扰的祸患,他表示愿意出征北伐,“亲俘匈奴单于而制其命,抓住中行说(投降匈奴的汉奸)而笞其背”。贾谊认为,应该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以争取匈奴的人民大众;并且用声色口腹的物质享受为手段,来分化匈奴贵族。这些论述虽是豪言壮语,但毕竟不那么切合事实,因此鲁迅认为贾谊论匈奴“乃颇疏阔”。

贾谊《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毛泽东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就在贾谊上《治安策》的这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就从梁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上疏文帝,进行劝告:“淮南王反叛朝廷,全国谁不知道他的罪恶?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只能招致全国人的非议。淮南王的儿子成人之后,哪能忘记他们父亲的事?淮南地方虽小,英布曾凭借这块地方造反。虽然把淮南王的封地分割为四块,但四子一心,让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积蓄资财,这真可以说是把武器交给敌人,为虎添翼呀!希望陛下考虑。”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忧郁而死 其功不灭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刘揖入朝,骑马摔死了: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国事为重,为文帝出谋献计。因为梁怀王刘揖没有儿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感到,如果这样做,将对整个局势不利;不如加强文帝的两个亲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的地位。为此,贾谊建议,为梁王刘揖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这样一来,如果一旦国家有事,梁王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王国足以控制吴楚,陛下就可以安然消除山(指华山)东地区的忧患了。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因代王封地北接匈奴,地位重要,没有加以变动,就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的。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了,当年他才三十三岁。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的公卿们所不能比拟的。正如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说的:“一时谋议略实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贾谊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如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的分析的正确性;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后,汉王朝就乘机削弱地方诸侯王的力量,使他们仅得租税,而失去了直接治理王国的权力。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其封地分为若干块,分给自己的子弟,从而实际上分散和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这更是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贾谊关于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钱的主张,汉武帝时也实行了。汉武帝还胜利地进行了对匈奴的战争,抛弃了贾谊引为耻辱的和亲政策。贾谊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如此杰出的贡献,使汉武帝十分感念,为了纪念他,就提拔了他的两个孙子为郡守。

贾谊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载入史册,他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贾谊的思想

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便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因当时 尚有干戈 、四海未平,高祖刘邦并未来得及把他们的设想付诸政治实践便去世了①。实际上,在西汉初期真正将儒家学说推到政治前台的是汉文帝时的著名儒者——贾谊。他以清醒的历史意识和敏锐的现实眼光,冲破文帝时甚嚣尘上的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不顾当朝元老旧臣的诽谤与排挤,接过陆贾与叔孙通等人的行仁义、法先圣 、制礼仪 、别尊卑的儒家主张,为汉家王朝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引起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贾谊的评价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著有《新书》十卷。赋的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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